本文标题里的“一次游历”指1943年2月分别在西南联大、云南大学任教的曾昭伦、罗常培、潘光旦、费孝通四位教授和旅行杂志主笔孙福熙等人，在滇西佛教名山鸡足山的一次旅游。
这次游历，从2月5日下午开始，2月10日下午结束。各位学者平时忙于教书写作，各有专攻，彼此难得有机会交换意见，借这次讲学之便，大家正好有了一个“会通”的机会。而且在游山玩水的怡情悦性之际，经历了不少趣事，甚至是惊险的趣事。大家谈笑打趣，感情更显融洽。这里略举几例，以见一斑。
其一：2月5日傍晚，他们本来打算趁晚风横渡洱海，到对岸的挖色去歇夜，可是洱海的风向突变，船无法靠岸，所以当晚就决定不启程了。同行的人纷纷上岸看洱海晚景去，只有潘光旦、费孝通两人留在船上。他们两人的眼睛和腿都有一点毛病。两人都是江南水乡长大，尔后多年与船无缘，呆在船上恰好寄托他们的乡思。在船上，他们品尝了风味独特的云南烤茶。费孝通在魁阁读书时以好茶名于朋侪间，品了烤茶之后，“才恍然自悟三十年来并未识茶味”；而潘光旦尝了以后说：“庶几近之”，意思是他还领教过更好的。晚上满天星斗，没有月，虽然未喝酒，却多少有些醉意。潘光旦抽烟言志，说他平生没有其他抱负，只想买一只船，带着他所爱的书（无非是蔼理斯之辈的著作）放游太湖，随到随宿，逢景玩景。船里可以容得下两三便榻，有友人来便在湖心月下，作终宵谈。这是一幅多么美好的归隐图！我们不要忘了，当时的中国和世界正处在二战的烽烟之中，惟其如此，这幅归隐图才显得是那样的富有情趣，令人向往。
其二：2月6日夜骑马登山时，“狼狈之情状不一而足”：孙福熙落马而左颊皮破血流；罗常培在丛树中招架不及，三次“挂冠”，额角手背都微有蹭伤，忽然左眼突然像被云雾蒙蔽起来一般，感觉一阵模糊，原来是一片眼镜不知被树枝弹到哪里去了；曾昭伦的帽子也被刮落，久觅不得，被后行的人拾到；费孝通善骑，也曾坠马。罗常培“挂冠”一事，最足令大家谈笑。同行的清华毕业生王俊陶不怎么会做诗，看到此情此景，禁不住诌了一句：“不肯低头便挂冠”，一路上都有人诵读。潘光旦虽然是一个独腿的残疾人，也曾数次坠马，可是他有一股不肯轻易服输的劲头，“连日习骑，余已略知于马背上自求位育之道，大抵鞍前后缘之双手与左蹬之只足，可合成一大致稳健之三角，此三角者与马背身成一平面，故马行时前后俯仰，左折右转，但须不过于急剧，而转折之角度不大，余大抵撑持得住”，一路上他时时警惕，居然能够坚持下来。同行的一位负责照顾他的王君多年骑马，见此不免暗暗称奇。“位育”是潘光旦在学问上最爱讲的一个词，你瞧，他把学问都做到马背上去了！
其三：2月6日开始从后山登山时，潘光旦独自乘坐从大理随来的滑竿，没想到不但不省力，反而惹来麻烦。舆夫力弱，烟瘾又发，渐渐落后下来。走到坡高路仄之处，舆夫力气愈见竭蹶，数十步必一休息，于是更落后了。前行的大队人马都远远把他们落在后面。四周空无一人，舆夫怨声载道。潘光旦怜其疲弱，自己步行赶上三四里外的护送行李的军士。半夜，一行人挑了一处较可避风、积雪较少、松荫较多的地方停下，权度一宵。他与八九个军士围坐一圈，取枯枝点火取暖。此时，“天高风急，积雪如邻，寒可澈骨，设无此荧荧者，长夜漫漫，真不知将如何排遣”。他想到同伴们的卧具十之七八放在自己处，他们等自己等不来，挂念自己的安危，必然心绪不宁，因而心里一直放心不下。情况也正如他所预料的一样，到了山顶的各位一直挂念失群的同伴，不能安眠，年纪较轻的索性烤火待旦，金顶坐夜。潘光旦在此又饥又渴，便溶雪饮之，也嚼雪盈掬，感到清甘可口，差胜玉液琼浆。更体会到另一种境界：“时值月朔，疏星而外，八表同昏，松风之余，万籁俱寂，俯仰身世，心地廓然，俨然有与天地同流之感；半生得此，永生弗忘矣”。
游历之余，笔之于书，乃文人故习，何足惊奇。然而一次游历，出现三种学人游记，各展才情，面貌各各不同，相互补充，相映成趣，洵为学界之佳话。罗常培将这次游历写就的《鸡足巡礼》（其中又分5节）、《记鸡山悉檀寺的木氏宦谱》两文收入《苍洱之间》一书中；潘光旦写的《苍洱鸡足行程日记》分两次刊登在《自由论坛》第1卷第3期和第5、6期合刊上；费孝通的《鸡足朝山记》共7篇在《生活导报》上连载发表后，受到读书界的欢迎，1943年5月，即以“生活导报文丛之一”的名义出版单行本。潘光旦还为罗常培、费孝通两人的书各写了一篇序言。
罗常培在《记鸡山悉檀寺的木氏宦谱》一文开头说：“我，和费孝通先生不同，比较是有历史癖和考据癖的。我写不出像他那样笔姿生动，想象丰富，情趣盎然的朝山记；我也写不出像曾昭伦先生那样时间准确，里程精详，宛如和在化学实验室称量药品一样谨严的游记”。曾昭伦的游记我没有见到，只能从罗常培的描述里悬测一二。
把罗常培、潘光旦、费孝通三人的鸡足山游记对比着看，才可以体会到我上文说到的“相互补充，相映成趣”。费孝通自称“本性是不近于考据的”，“我又是一个做事求急功，没有耐性的人。要我日积月累的下水磨工夫，实在不敢尝试，有此顿悟之说，我才敢放心做学问”。除了一些自谦的成分外，费氏实在是有自知之明。他思维敏捷、情绪绵厚，所写的散文往往寄兴遣怀，少涉事实的铺陈。罗常培有考据癖和历史癖，《记鸡山悉檀寺的木氏宦谱》一文可作代表；他并不全是书呆子气，钻进书斋出不来，你看看他的《鸡足巡礼》是多么的洒脱清爽！潘光旦大概是介乎两者之间的，他的《苍洱鸡足行程日记》以事为线索，又不乏生动的情趣，从我上文引述的一段大概可以略见一斑。他自白道：“深知我自己不会写游记，我甚至于对于一切言情叙事的笔墨都存几分畏缩的心理。这大概是天分所限，无可如何的”。取日记体的形式，也许是最适合于他的游记形式。他又说：“莘田先生的这本集子和孝通的‘鸡足朝山记’，……文情并茂四个字，两家都可以当之无愧。不过有一点不一样，情字原可以有两个不同的意思，主观的情绪与客观的情实，孝通以前者胜，莘田先生则以后者胜；而就我个人的性格论，我更能领会的是莘田先生的这本集子，并且认为莘田先生的做法可学，而孝通的轻易不宜学，学则易滋流弊”。把三种游记合起来相互参照，这次游历的全部“事实”经过，便会清晰地呈现在我们这些可以称为“后来的局外人”眼前，由此亦可领略到三位学人各有倚重的学识和才情。
通过鸡足山游记这样一个小小的窗口最能看到学人不同的情趣。潘光旦给罗、费两书写的序言把三人的情趣对比说得最为透彻，值得再三品味。
